寫在我的作品死去之前
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1916-1990）的作品被清洗了。這位英國人是《查理與巧克力工廠》的作者，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兒童文學作家之一；著作被譯成六十多種語言，全球賣出超過三億冊。可是他死了。
老虎雖死，虎皮猶在。達爾的名字依然管用。他的後人不久前才將他所有作品的影視改編權都賣給了Netflix。也許因為這樣，出版社預測達爾的作品即將再掀起一股熱潮，便先做好准備，把他的作品──《查理與巧克力工廠》、《飛天巨桃歷險記》、《女房東》、《瑪蒂達》……全部送到一個叫Inclusive Minds的組織去，讓一群以“包容性思維”自許的神秘讀者像掃描器一樣進行檢測，揪出書裡的“敏感字眼”，將“具有冒犯性”的可疑用詞一一剔除。
於是，以後用英語閱讀的孩童不會在達爾的作品裡讀到“肥胖”（fat）和“醜陋”(ugly)這種可能會影響兒童身心發展的不良用詞了。《查理與巧克力工廠》裡貪吃而超重的奧古斯塔斯從此不“胖”了，他那叫“龐大”（enormous）。可以想見，這幫用心良苦的文字警察們以為：再過一代吧，孩子們就不會再把學校裡肉墩墩的同學喊作“肥仔”或“肥妹”，而是把他們叫作“巨人”了。於是下一代人類的思想便會純潔許多，再不會有外形歧視了──至少不會歧視胖子。
其他被過濾掉的，包括《吹夢巨人》的主人公BFG──他不能穿“黑色”斗篷了；書裡的瑪麗也不能再“白”得像牀單一樣”；“一種奇怪的非洲語言”已經不“奇怪”了；還有“瘋癲”和“發狂”（crazy, mad）這種光眼睛看看也會使人心律不整的詞，在達爾的作品裡被摘得一個不剩。
這種事，我以為世上所有從事文字創作的人看了都會生氣。這不，《午夜之子》和《撒旦詩篇》的作者薩爾曼．拉什迪首先忍不住在社媒上發帖譴責這種審查，稱其“荒謬”。就連英國首相里希也表達不滿，認為此乃矯飾之舉，實不該對豐富多樣的文學遺產玩弄文字。
好吧，當然也有別的什麼人對此表示認可，可因為目前為止發出叫好聲的文人不多，名望也都不特別高（卻不等於他們平日都能接受編輯改他們的稿子），可以不把它視作主流或多數寫作者的立場。
英語世界籠罩在這種民間的審查風氣之下，已經有一段時日了。Inclusive Minds 這個維基百科上搜不出來的神秘組織，據說三年前已經接下達爾家人的委托，對他的所有作品進行大掃除。這自然是“政治正確”點起來的火。它發端於二十世紀上旬，至今在英語世界，特別是在美國社會儼然成了趨勢。它固然很“左”，但都針對性地“左”在了對言辭和行為（尤其是前者）的制約上，為了避免對各個群體造成冒犯而演變成一種符合官方立場和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自我審查意識。
既然語言文字首當其沖，言論自由也就無可避免地受到限制。不少大學裡的教授、刊物編輯、媒體人和公眾人物都因為“說錯話”（不多，一句足矣）冒犯人了而面對丟職、遭杯葛和被邊緣化的沉重後果，難以翻身。
我在美國待了兩年左右，有關的聽聞攢了可不少，而且對這種語言被箝制、言論被監管的氛圍也不無切膚之痛。去年我的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英譯，即由美國出版。書的譯者是馬來西亞過去的老鄉YZ Chin，而且也出身霹靂州，所以我絲毫不擔心她掌握不來小說中的語感。書出來了以後我看過一遍，果然多有發出會心一笑的時候，彷彿通過書中的選詞用字，讓我覺出自己與譯者之間“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的默契。然而書裡有一個詞“sex worker”一再出現，看著十分刺眼。我心裡清楚原文絕不可能有“性工作者”這麼個乾巴巴的詞，它與書中氛圍以及敘述口吻完全不搭調。啊那是多少年前在老去的五月花旅館中逐漸老去的娼妓們，當她們被稱作“性工作者”時，我幾乎感覺她們有了個職工會，是受到勞工法保障的。
就這麼一個詞，我耿耿於懷，在一次新書分享會前的聚餐中，忍不住向翻譯藝術中心的人（也就是主辦當局）反映，強調說這個用詞不符合書中的時代背景和語境。“我完全無法想像這小說的敘述者使用這個詞。”對方反應冷淡，回覆說“娼妓”一詞已不符合今日時代的語境。
我當時整個後背一股凉意，腦子裡只冒起一個念頭：此地不宜久留。
有一天中文世界也會這樣嗎？按我的認知，我們的父權文化根深蒂固，而且中華文化自有傲骨，與西方文明質地不同，多少有難容之處，不見得可以把這一套政治正確的模式全盤挪來照用。再說，馬華更是中文文學世界的一塊野地，等於三不管，無論什麼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都可能滲進來，也都能抓住一點生長的空間，卻又誰都不可能獨大。
當然我可能打錯算盤；可能這個我以為扎根很深的文化，終有一天會像一棵參天巨木被時代用核能發動的巨輪硬生生推倒；可能有一天，人們真相信只要大家“嘴巴放乾淨些”就能淨化這世界；可能終有一日，所有使用中文的創作者都出於“善意”而自我閹割，自願從各自的詞典裡刪除帶歧視嫌疑的詞彙（不然他們的作品不會有發表或出版的機會）──這樣的一天，我只祈求它別出現在我的有生之年。否則，那一天也就是我該停筆的時候了。
其實我寫作從未有所謂野心，過去總是把每一篇文章都當成習作，到了近幾年才有臉以“小說家”自居，又因為自覺年過半百時日無多，遂讓自己“畢業”，立下志向，以“寫出經典”為目標。經典何為也？不過是一個作者的生命之延續。我幻想它們能比我長壽，在這世界比我逗留得更久，並且去到我此生不曾去過的地方，遇上我此生不可能碰見的人。
現在，眼看達爾的作品在他死後被人們這麼修理，我才意識到我對文學經典的想法過於浪漫。人們不見得會像對待博物館裡的藝術品那樣，竭盡所能讓它保持原樣。寫作的人嘛，活著的時候已不得不接受“作者已死”，放任讀者對作品自由進行理解和詮釋，可作者死後的“作者已死”才真叫人難過，幾乎等於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裡留下了一個無力自主的遺孤。
年紀大了，再有家中老人參照，我偶爾想及死亡這課題，對於肉身之死與自己的後事素來不特別在意。死於孤寂中無妨，死後屍身腐壞無妨，焚化無妨，餵了餓狗也無妨……大概是以為真正的“我”終究是活在作品裡的。現在我明白了，即便是化作了文字，我亦未必逃得過人間施于辣手。那樣的話，不如把話說在前頭：
如果有一天這世界變成了這樣：我小說裡的妓女若不改稱“性工作者”便不能出來迎客謀生；我寫的黑、白、黃或別的什麼顏色再不能保持本色，又或者裡頭的人物必須不肥不瘦不高不矮不美不醜不偏不倚不倫不類……那麼請讓我的小說安息吧。別碰它，它的時候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