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以鬯遇到姚紫

伍燕翎

1952年，香港作家刘以鬯（1918-2018）只身从香港来到马来亚。当时他受到刘益之的邀请，前来担任新加坡创刊的《益世报》的副刊副主任。刘以鬯虽然年仅三十出头，却已是响当当的报人，并有香港报界五虎将之称，与众多南来的名报人与作家，如总编辑李星可、副总编辑刘问渠、编辑主任钟文苓、采访主任赵世洵、社论撰写员张冰学等，聚合在新马的编辑室。然而，刘以鬯在新马的运途不佳，任职四个月后，《益世报》倒闭，他后来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辗转，曾出任过《联邦日报》、《中兴日报》、《新力报》等不少于十家本地报馆的编辑，可想象当时新马报业之蓬勃。

刘以鬯，上海出生，并以父亲之名创办“怀正出版社”，出版了徐訏、姚雪垠、施蛰存、戴望舒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1948年，他南下香港随即加入《香港时报》、《星岛晚报》等编辑工作。他旅居南洋短短五年，1957年马来亚独立，选择回港结婚定居。五年很短，却给刘以鬯的文学世界张开了南洋视角。

1952年，刘以鬯的小说在新加坡的《南方晚报》连载。同年，由南方晚报社出版他的两本小说《龙女》和《雪晴》。那段时间，姚紫恰好在《南方晚报》负责编辑副刊〈绿洲〉。他比起刘以鬯更早于1947年抵步新加坡，算是同时期活跃于马华文坛的小说家。他两个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和〈窝浪拉里〉获得极大回响，前者写二战时期的缅甸战地，日本女俘秀子与战地俘营姚主任相爱，但两人皆为了各自的祖国牺牲了他们的爱情，最后“秀子是要死·的”；后者写荷兰女子在印尼棉兰遇到从中国南来“窝浪拉里”（orang lari，逃亡者），日军南侵时，成了阶下囚的她为了保命对“窝浪拉里”百般温柔；日军撤退后，她恢复了统治者身份，翻脸不认人。

我们可以猜想，旅居南洋的刘以鬯很大程度见过姚紫，至少读过他的小说。1953年，姚紫离开《南洋商报》，但他的《秀子姑娘》在1949年五月首印8000本后，同月再版5000本，六月三版3000本，其他名篇如〈乌拉山之夜〉、〈咖啡的诱惑〉等多发表在五十年代的《南洋商报》，当是其时文坛红极一时的写作人。

相对于姚紫，初抵南洋的刘以鬯在生活上并不顺利，抵新之前，他在香港离了婚，前妻和女儿留在香港，他只身到新马闯荡。不久，刘以鬯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认识了到新加坡登台的香港著名歌手和演员顾媚。顾媚是香港音乐人顾嘉辉的姐姐。2006年，已步入古稀之年的顾媚出版回忆录《从破晓到黄昏》追述当年。那时，歌舞团解散后，顾媚留在新加坡满江红歌台献唱。五十年代，歌台文化在东南亚华人圈非常流行，潘秀琼、张叶叶和方逸华，都是当红歌手。刘以鬯则经常探班，又与她到近郊加东宵夜。顾媚登台合约届满，被迫回港。此后，两人仅靠鱼雁传情。顾媚抵不住思念之情，着手申请签证再到新加坡，却被拒入境。

原来，顾媚被诬蔑破坏他人家庭，不批入境。后来，她只好与刘以鬯商议，希望他工作期满回港团聚。然而时间却逐渐冲淡两人之间的情感。顾媚又因一次登台时不小心弄丢了订婚戒指，刘以鬯误以为他有意毁掉婚约，情感最终告吹。1956年，刘以鬯结识当时只有22岁的现任妻子罗佩云。

1957年，刘以鬯回港后出版第一本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星嘉坡故事》。此小说无不是作者自况，以第一人称说了自己远赴新加坡闯荡，最后事业爱情两失意的故事。刘以鬯回味当年新加坡的文化面貌： “那里邻近一个叫‘新世界’的地方，是我晚间去听歌、喝茶的娱乐地方。那段时间，我在7至8家小报当老总，写作界的朋友都懂得到那里找我，也有歌星会到我家一起喝茶，那时的生活真了不得。”

《星嘉坡的故事》一书中，作者也借主人公张盘铭之口：“记得我刚到星嘉坡的第一个晚上，同事们邀我去听歌。……我不懂这一种在其他中国城市并不普遍的娱乐事业，怎么会在星嘉坡发展得如此畸形，后来才知道上歌台除了”吃“与”听“之外，最主要的享受是“看”——看花枝招展的歌女们站在麦克风前的装腔作势。”

小说以外的顾媚之后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1962年为电影《不了情》女主角林黛配唱，大获好评。

“忘不了你的泪

忘不了你的好

忘不了醉人的缠绵

也忘不了你的誓言。”

诚如，刘以鬯始终忘不了他的南洋情怀与风光。

2022.1.14·刊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专栏“花样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