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明」之學的另一道風景

香港土瓜灣農圃道的新亞中學內的新亞研究所，自1953年成立起，一直以「誠明」心性之學，作為個體道德修行的目標，逐步邁向聖賢之路。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諸先生在歷史裡的生命個體，以「明」追求真理，以「誠」實踐崇高的道德精神。他們的道德生命兼備時代性與學術性，在香港這彈丸之地，傳承發揚了宋明書院的精神涵養。而圖書館保存的文獻遺產，不僅僅有古代的線裝書，顯然，近現代學人的學術著作更是重要的庫存。

新亞研究所圖書館的兩層樓的典藏並非浩如烟海， 然而它能吸引着每一個進入書庫的讀者，參觀者甚至會感覺到在這裏的文化氣息與時代的接縫，其所藏之書，均為一個時期文化的烙印。以藏書閣為例，館藏書近十三萬冊之多，集合文、史、哲及藝術的中文書，當中有8000多本是缐裝書，分1120種，而罕有的珍本也有不少。

一、研究所的教澤歲月與數位策展

2021年新亞研究所圖書館為了籌募經費，舉辦了一次書展。筆者感觸最深的是圖書館由導賞到觀眾參與，都必須進行深化服務和轉型。這裡主要就牟宗三紀念室，包括唐君毅紀念室和徐復觀文化遺產在內的人文型展品群體，如何透過多種數字技術的應用，為傳統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展陳增添活力，也為文化遺產的宣傳及傳承開闢新道路。

牟宗三﹝1909~1995﹞是新儒家一代大哲，於1960年應聘到香港講學。先生在歷史長河裡的生命個體，探討他在新亞研究所大半生的教澤歲月，呈現「誠明」之學的傳承與實踐。文化遺產保育和數位化融合發展，是作為文化審美與創新的一個突破口。在現有「牟宗三紀念室」基礎上，落實數位技術轉換為前提，以數位策展延續，逐步取代傳統形式，使觀者如身歷其境，感受儒者道德情懷，回味中西文化思想對研究生的啟發和意義，作為儒家教育的紹續與革新。

作為「二館」藏的文物，連接的是歷史與未來。人文型陳列注重展陳物品的人文內涵。通過文物及其歷史變化來揭示人與環境的關係，使物與人建立起某種聯繫，且可以讓文物「活」起來。錢穆在《中國歷史精神》中從時間維度解釋了「過去、現在和將來」，用《孟子》的「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一句話來深入闡釋，即「過去、現在、未來一切都在『化』，卻一切存在，所以說『神』」。這裡說的是要了解過去，才能理解現在，要理解現在，才能預測未來，這才算有生命，才可能具備歷史的精神和價值。

「二館」的藏品，是存在的「神」，它的文化樞紐的功能，就是幫助我們還原過去和了解過去，透視未來，這是「二館」的精神和價值。因此，新亞研究所圖書館強調保護遺產，就是尊重歷史，保護歷史存在的「神」，延續儒家歷史的生命，面向和服務未來。通過關注、參與、研究遺產保護的活動方式，去了解歷史，融入其中。「在唐、牟教澤時代找答案」的場景還原，這是構建的關鍵點之一。

二、「牟宗三紀念室」文化遺產的構建

作為香港私立大專院校，新亞研究所圖書館唯一迄今仍使用目錄咭片來作主要檢索系統的高等學府檔案室圖書館。當下，我們不僅是要保護好檔案，還要建設好檔案，同時，也要利用好檔案。檔案的價值在保護中形成，在利用中發現。牟宗三紀念室的手稿檔案架的收藏、管理與利用，須要從技術審美走向文化審美的一種新態勢。這可能為圖書館構建帶來一種變化，也為發展數字圖書館的方向，展現虛擬與現實融合的願景。甚至，通過技術來提升圖書館的水平，這是構建的關鍵點之二。

至於文化審美，牟宗三紀念室即以人為中心，可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它不僅僅是技術應用，還是人與技術的融合。如利用數字技術複製牟宗三的手稿真跡，以減少對珍貴文獻原件的直接接觸。二是它讓牟宗三紀念室場所為參觀者提供想像的空間。三是它不僅僅是組織知識，還是展示知識，讓參觀者舒適地消化和理解知識。這是針對特定人群，精確到位的無縫個性化服務功能。

基於此，新亞研究所圖書館在文化審美方面的態勢十分顯著，其主要板塊在於圖書館空間建設和服務過程的友好性與愉悅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對於讀者的了解、研究與教育，起著重要的作用。

從組織上看「二館」（博物館和圖書館）合一，是一種適應發展的改革。在適應新媒體或大數據這樣一種生存環境，數字文物發展，講的就是互聯網思維。新時代語境下對於數字化提出的要求，是「文化+」「互聯網+」「5G+」等新的模式。當然，為了符合時代步伐，這些新模式是一種合作與協同。

從技術實踐來看，目前所見的新亞研究所圖書館的數字文物技術探索主要表現在可移動文物上，「二館」典藏在遺產上應用得比較多，但系統的、大型的遺產保護方面的案例相對較少。由於數字文物發展集中在文獻文化遺產，所以還有許多需要探索的內容，任務也很重。

如何利用數字技術展示「牟宗三紀念室」文化遺產的內涵？對於圖書館來說，所藏的文獻基本是以私人珍藏與手稿為主要內容。數字文物發展是從頂層打造一個數字化文物保存與利用的管理系統和平台，創建一個數字文物虛擬空間，分步實施具體文物對象的數字化內容和文獻的虛擬空間「安身立命」。

要了解牟宗三學術生涯的閱歷與生命學問的感悟，利用已有的知識對這些信息進行篩選、排比和歸納。總之，將學術性很強又繁瑣的，有一定數據量的信息工作簡單化，從而極大地方便參觀者。 如「吸收康德，開展中國哲學」議題，牟宗三回答有關「中國哲學為適應未來，其發展之應有的方向如何？」時說：

「康德的哲學可以作一個橋樑，把中國的學問撐起來，即用康德哲學之概念架構把儒學之義理撐架開，進而充實、光大儒學。」即通過數字技術，可以比較方便地找到牟宗三學術著作中康德與儒學之間的相互關聯，從而給使用者提供更多的參考。實施數字文物發展的內涵，是符合發展趨勢，不可避免。透過數字文獻的構建、結合，實踐一種信息的發現與處理，是十分可行和可操作的，並且有著積極的意義。

毋庸諱言，參觀博物館已經成為許多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文化樞紐是一種網絡新思維， 在數字化環境之下，圖書館的建設必須進入智能化建設階段，智慧圖書館的建設為現代圖書館建設通往古籍文獻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的道路，這樣能以重要的推動力，讓展覽與服務達到一個新的平衡，不僅加速了文化傳播的速度，也有利於儒家傳統文化遺產的價值。期待新亞研究所現代圖書館繼續為現代文獻遺產的保存和利用，積極努力地規劃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