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里的女煮人

母亲上得厅堂，但止于厅堂。她讨厌下厨，厨艺拙劣，于她而言，就像皮肤上长了一颗痣——无痛无痒。她不认同“做饭省钱”的说法：“累死累活煮了一锅，吃几口就倒掉，这也算省？还不如去外头食肆，锅碗瓢盆都不用洗。”
出嫁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母亲，外婆是否有怨言？不是没有，而是无能为力。外婆每颗端午粽子都裂成两半，无法成为母亲的榜样。

婚后，母亲被迫彻底转变。父亲来自传统大家庭，这里只有男“主人”和女“煮人”。所幸，她遇上了厨艺路上的恩师——我的伯母。母亲掌勺时虽不再磕磕绊绊，但皮肉之伤难免。
最严重的一次，是被螃蟹钳夹伤。食指的剧痛，让她第一次在夫家享受辣椒螃蟹的澎湃全然失色。那顿全家大快朵颐的晚餐，她却吃得索然无味。入夜，伴着父亲的鼾声，她冷得发抖，艰难入睡。从此，三年五载，她再不敢碰螃蟹。

伯母却无所不能。祭祀糕点、潮州大菜，样样精通。从懂事起，我最爱星期五——不仅因周末临近，更因伯母做的汤面。伯母总能把伯父在巴刹卖剩的面条变成香气四溢的福建面或咖喱面。调味料是她的咒语，烹饪是她的魔法。包子褶纹精致，连祖母也自叹不如。那一声声赞叹足以消弭那吃力不讨好的怨气。母亲说，伯母自小便按“好媳妇”标准养成，而没有厨艺的她，自然难得祖母待见。

我生来对烹饪着迷。无论伯母还是母亲下厨，我都忍不住驻足观看。即使浸满油烟，也乐此不疲。青菜上的水珠，落入热油，“滋啦”作响，那一声声撞击，让我心生向往。
搬离老屋后，母亲的洁癖几乎剥夺了我的实践机会。初中时，她甚至借切蒜一事劝退我。第一次真正“下厨”，是在初三的学校烹饪团体赛。烹饪零经验的我和搭档，把本就咸的多利鱼又抹了一层盐，评委品尝时面露痛苦。但那差评反而坚定了我想学厨的念头。

直到某一年，世界被迫放慢脚步——那场限行令，让我第一次直面厨房。忐忑的心情至今难忘。第一道菜是包菜煎肉饼——对初学者并不友好。我只想处理冰箱里那半颗快发黑的包菜，但多年观察的经验让我顺利操作：油和调味料的顺序没弄乱，肉碎里加鸡蛋和太白粉，黏度刚刚好。室友看了啧啧称奇，正如当年看伯母下厨的我。不同的是，厨房不再是卑微的战场，而是我的主场。
渐渐地，我从只敢煎加工食品、煮泡面，到仅凭一个视频就能独立翻炒菜肴。母亲和外婆缺失的天赋，似乎都在我身上得以补全。我知道，下厨并不难，难的是众口皆碑。

我有幸生于一个“不喜欢螃蟹也能不煮螃蟹”的时代。外婆没有，母亲也没有。对她们而言，下厨不是兴趣，而是枷锁，累而沉重。不下厨是她们无声的反抗。而当油烟不再是束缚，饭菜的香气便透出女性的自由。炊烟不是本色，进出厨房，是自由的；女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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