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和他的小东西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硕壮的肩膀扛起20公斤的茨粉径直向我走来。他肩上有块发紫的肿块，据他所述那是儿时贪玩，不慎从板桥跌入海所留下的。医生在他肩膀划开一道深沉的口子，彷佛那时父亲的肩膀住着一只巨人，在他的人生有太多负重时刻。而我，无法分担父亲肩膀上的重量，一是他不让孩子入海，更不愿让孩子瞥见他拖着多达200公斤重的渔网，加上辅助机器，剩下逾100余公斤则必须使用人力才能拖上船。
“毋读册，以后就落海做渔夫。”彼时的他张开偌大的手掌足以遮挡我头顶灼热的日光。自行车坏掉的日子，父亲便徒步一公里经过熙熙攘攘的闹市，经过没有椰树的“椰脚”，单手撑一把彩色的大伞，穿过满是狗粪的路把我接回家。小小的身子走在巨人的影子之下，哼着民谣与儿歌。歌里的阿伯四周围满孩子，在一间普通不过的石砖老厝听他讲起日据时期巨人英勇的事迹。守在门口的姨婆还唱着《望春风》。
爸爸时不时问：“还会弹这首吗？”
“会一点。”
夹带口哨的步调经过熙熙攘攘的闹市后逐渐变成一首歌，有个女人孤单的守着灯火，春风已在对面吹。十七八的姑娘心里种下一颗深藏执念的种子，想着某一座城市繁灯初上的梦，以及梦里边更巨大的井字落在玻璃窗前全景公寓。闹市依旧热闹，野狗定居于此，繁衍无数个弱小的生命。在更巨大体型的狗头面前，它们只能哀求，没有反抗的气力，而无助的最后也只是一具被工人草率丢弃的尸体。随之丢弃的还有父亲那一袋子不要的东西。用他的语言来说，那是一种记忆。里边装着的是一些旧物和古早的歌曲。
彼时，十七八岁的姑娘身体里长出比巨人更庞大的物质，歌与梦载着她和一座城市的体积来到父亲的面前。午后的阳光洒在父亲愈发稀疏的头发。坐在百叶窗前的我看着父亲修理自行车的背影，隐隐闻到黑油以及汗水的潮湿将他整个人重重的压在地面。脱链的自行车也随之倾斜和他一同倒地。
那天，从医院醒来的父亲告诉我，他看到阿公了。只是阿公的身体近乎透明，走马灯看到的一切不太真实，但所有感觉都像真的存在。在阿公面前的父亲，像个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那把搁置在墙角的中阮，曾是父亲最得意的玩具。七岁时，他便提着中阮，弹唱黄梅调给隔壁的阿伯阿嫲听。在印尼，大家都说着同安人的闽南语。
“大浪来，我侬毋惊；你侬犹阁读册个年纪，我侬就落船去抓鱼，四十年拢咧抓鱼。”儿时的记忆不断翻涌，父亲倒地的声音化作一首捕鱼歌。八岁的我站在他身边，听着他手里弹奏的乐曲，随着旋律，我们一唱一合。白浪滔滔，渔夫站在船只，随浪潮摇晃，父亲就这样拖着大网，一点一点拖着日益弯曲的腰椎和骨刺，直到我们五个孩子离开小小、燠热、蛋黄色的板屋。
我们五个孩子是吃着他从海上打捞半天的鱼儿长身体的。我记得念书的时，城里的老师都格外羡慕渔夫的孩子。“天天有鱼吃”这种美事竟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或许如此，老师群普遍有种迷信：吃鱼长大的孩子，脑子格外聪明。这句话的含义，我想是基于老师对学生的不可控因素。
在城镇念书的渔村小孩，普遍有两种情况：一种不爱念书，读书只是义务教育，孩子上学只是为了找人干架。一年下来，作业和笔记本皱巴巴的，页纸却写不上几个字。反之资优班的渔村小孩头总是低低的，像个哑巴。老师不在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写作业，便是在班里让自己看起来忙碌。成绩也比许多孩子优秀。
然而，城市依旧是巨大的鱼缸。从渔村去往上学的路，用自行车的话约二十分钟才抵达。勤、诚、毅、勇，四个字高挂在学校大礼堂的墙头。每天经过那里，我都会望着四个大字发呆，拖着沉重的步伐以及比身躯还大的书包走进班上。接下来的九小时以及六年的每一天，我都维持着简单的语助词，维持着成日低头不语的姿态度过小学生涯。
放学回家，正好是父亲上岸的时候。他踩着积满海水的拖鞋，踢踢踏踏带着的轻快的脚步行走。或许是脚板长满厚茧以及关节肿胀的缘故，父亲穿着拖鞋步行像只有脚趾头发力的声感，脚后跟是轻盈的。伴随着口哨声的话，意味着那一日收成不错。
走到后院堆满垃圾的地方，父亲会横着身体穿过狭窄的废品纸盒箱，在矮小的屋檐处低头，快步走过隔壁家和二房之间的长廊再钻进屋内。他一只手提着割开口子的汽油桶，里面装满一日的收获。每星期至少一至两次午鱼，有时是白鲳鱼或黄鲳鱼，更多时候是甘榜鱼和铁尾。
“喺印尼，倘若你听着人家对汝讲‘鸟脚’，伊毋是讲鸟啊，是讲铁尾。”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剖开鱼腹，清理鳞片、鱼腮和内脏。那时并不晓得，铁尾为什么与鸟有关，在父亲眼里，印尼的乡亲都这么叫它，只因为在众鱼被打捞上岸时，为了比较好辨别品种，渔夫都先观察鱼的尾巴。而铁尾，大概因尾巴像鸟的脚而得名。然而，在外行人看来，比如我，无从以观尾的方式辨别鱼的品种。父亲不会告诉我，生活有的事情如同铁尾反复循环，然后陆续出现在每晚的饭桌上。因为尾部至胸鳍的部位较硬，这条鱼只能用最淳朴的方式烹煮，清蒸铁尾，搭配蒜米辣椒仔生抽白粥，就是简单的一餐。而后来，我学了概率，并试图用机率来描述父亲和他说不清的小东西。
铁尾之所以是鸟脚，或许是父亲从成为渔夫至退休前，打捞最多的品种。亦或是，卖给工头时，肥美珍贵的海鲜只能作几个贱钱去卖，铁尾这种鱼挣不了饭钱。于是只能留给晚餐白粥配菜。至于鸟脚，我想是和一首歌有关。
午后灰蓝色板屋照进一些日光，父亲坐在饭桌前夹起筷子，灵活地将鱼肉剥一小片再搭配白粥塞进嘴里。他又一次和我说起铁尾和鸟脚的事，只是，这次他和我说了关于八哥和印尼童谣的事。在还没有我以前，父亲也是个爱鸟之人。那只会说话的八哥是朋友送的见面礼。
我问他，八哥在笼子呆了这么久，放出来，它还会飞吗？
父亲摇摇头，说鸟一旦惯习，就不甘离开笼子。
八哥和他从印尼亚沙汉来到这条河域，说起来也怪。一旦人养上习惯，鸟也会跟着他们随之变化。最初的时候，八哥是一只夹带番仔口音的怪脾气老头。逢人便说：“转去，转去，麦一直看。”声音像个苍老阿伯，前饲主是个年近八十的退休渔夫，名叫阿亚。他曾跟随父亲的工头一同出海，并在亚沙汉住了好几十年。每天出海上岸，日子都跟着这片土地一同睡去。或许，阿亚知道八哥需要人照顾。在去世前的三个月，他把父亲叫来他的养鸟基地，里边藏着一堆不同的鹦鹉、相思鸟和鸽子等。唯独这只，跟随他很久且会说方言的鸟，阿亚把它给了父亲。
父亲说，每天小屁孩都会跑来阿亚的基地逗鸟。为了教训这班顽皮的孩子，阿亚故意用福建话，每天在八哥吃东西的时候骂骂咧咧，重复这一句台词。但阿亚是个马来人，所以口音有点怪奇。连“tńg–khì chhù（返去家）”，阿亚只会念做“zhuán-khì”。
八哥后来跟着父亲来到马来西亚，一改之前老人说话时沙哑的声调，也跟着父亲学会基本的请安词。只要父亲来到笼前替它换食，它就会说声“thâu-tsá”（早）。哪怕那天是烈阳高挂的下午，它还是风雨不改地请安。
“它后来怎么死的？”我问道。
父亲脸色稍微阴沉，但那张脸还是挂着笑容，只是眼神突然失去对焦，而光透过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头垂不语，在桌子映出半个头颅的父亲。有那么一剎那，我认为那稍微“动了一下”的父亲早就将前半段故事，以及身为男子汉无法言说的苦衷，顷刻间透过给影子转述给尚小的我。
直到十七岁之年，那一颗想去城市闯荡的心思愈发强烈。彼时的父亲身子频频出状况，腰椎也因长期劳作，第七截骨头歪向左侧。父亲自贫血晕倒的那天，整个人像是换了一张皮嘴，动不动就会发脾气、砸东西、吐出骂娘的脏话。一是母亲与他生活八字合不来，一点蒜皮都会引起他的怒火。我感觉，那种火的威力是更早的时候就闷出来的。和他的病痛相似，灰白的眼珠在日复一日阳光的曝晒下，早已削掉一半的视力，如今报纸上的文字和歌曲的提示词都只能半蒙半猜。母亲是个尖锐而又不善表达的女人，这足以让一个积满病症的男人对此不耐烦。二，大概还是一只鸟。只是那是我和父亲共同饲养的相思鸟。
期末考刚过去，父亲就告知鸟儿被邻居家的猫给弄死。而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脸色没有任何浮动，精简得没有任何修饰的词语。鸟究竟是怎么死的？猫抓死的？我望着空空的大笼子发呆好久，那之前的每一晚我都会将防护网盖在鸟笼四周，并用绳子将网封死。有时，父亲也会替我将网封好。
或许，是考试长期以来的压抑，也或者我习惯将过错寻找另一个代罪羔羊。父亲，这个邻近的对象很快就卷入我悲愤的情绪。比起怪一只猫，我更倾向责怪一个听懂我说话的人。我们后来冷战两星期，硬是不见面，不吃彼此煮的饭菜。
直到二零年的某天，从城市打拼一段时日，我终于和父亲开口说话了。
“汝知影彼条歌无？我细汉时阵真常听着这条歌。”
Burung kakaktua
Hinggap di jendela
Nenek sudah tua
Giginya tinggal dua
Trek-dung… trek-dung…
Trek-dung tra la la
二五年失智的父亲耳朵长着厚厚的茧，很多话他或许听不清楚，或者说很快就会忘记。唯独小时候有关故乡的小物，他总是有很多说不完的话。所以，他总爱唱歌。唱着没有我和我们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