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典滴滴

“老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安亲班兼职的日子，这是学生最爱问我的问题。有的学生问起字义的语气理所当然；有的学生则是垂低着头，指着作业的生词微弱地询问，宛若自己做错了事。埋首批阅功课的我接过作业，翻到封面确认是哪个年级，哪门科目。若遇自己不太确定的生词，我便下意识掏出手机查询字义，半长不短的刘海挂在右脸，遮住了我“为人师表”却难逃“知识有限”的尴尬。正当我在G翻译界面输入相关字眼，围在周围的学生纷纷探出头，眼神停留在没有安装防窥镜的手机屏幕，我忽而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所不妥，于是把手机塞回口袋。

在马来西亚，马来语、英语和华语是华校生必须掌握的语言，第一种冠以国语之名、第二种享有国际语言之美誉、第三种则属于民族语言。就个人观察，同是罗马字母拼写的马来文和英文容易让低年级学生感到混淆；繁杂的笔画则让学生提不起对中文的兴趣。加之自己兼职时期是“后疫情时代”，学校适才复课不久，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状态相对不理想。面对他们不感兴趣的语言，学生总是不假思索地直接和老师要答案，大大方方地把它抄进作业本，看在眼里的我难免为他们感到担忧。

为此，身为兼职老师的我也想尽点绵力，试图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计划引导他们查阅字典，尝试鼓励他们解决独立解决问题。往往在我提出自己查字典的要求时，学生们却说自己没有手机，不能查字典。我让他们去书柜拿字典，他们直呼安亲班没有字典。我猜想自己一定被学生忽悠，于是飞奔到楼下的资料室，拿出具有年代感的三语字典。厚重的字典“啪”一生摆在桌上，学生纷纷露出一张郁闷的脸，他们对于翻阅字典所表现的抗拒，让我不禁感慨——难道字典即将被新生代淘汰？

离职以后，我依然带着这份疑惑进行观察。根据我的观察， G翻译网页对当代成年人而言是公认最快捷而便利的工具，它似乎是成人手上“口袋字典”。每当工作或学习遇见陌生的词汇，大家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默默点开G标志，几乎忘了字典的存在。而我若没有接触安亲班教职，恐怕也不会就此反省。我追溯自己和字典的渊源，回忆自己的小学生涯。想当初，哥哥姐姐传承的三语字典和图画字典是我重要的学习工具。当家人无暇回应我，他们便要求我自己查字典，我只能从书架里挑对应的工具书自行查询。

升上小学三年级的第一堂课，三语老师轮流教我们查阅字典的步骤，各个班级的柜子陈列了三本厚重的字典。三语老师错开课节时间，允许我们带轻薄的字典到校，学习如何使用语言工具书。在三大语言字典的学习经验之中，华语字典让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似其他老师，华语老师教会我们查阅字典之后，布置的第一个作业是要求我们查询自己名字的意义，然后抄进练习本。当年的我无法预料，十年后的自己居然在语言学概论遇见了“升华版”作业，后者需要对比古今不同版本的中文工具书，汇整成一篇报告，并记录父母为我们取名的过程。

接受单语字典启蒙之后，师长建议鼓励我们使用双语/三语对比字典，增进马来文和英文。碍于懒散，我总是把老师的建议抛在后脑勺，用小聪明应付平日的功课。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侥幸地以中上的成绩升上四年级，直到派发期末考成绩，我的马来语和英语从二年级的八九十分跌倒五六十分，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下定决心拉回课业水平。彼时，取名“无敌字典”的电脑字典贯彻本地流行的儿童电影。小演员在剧中情节介绍电脑字典的便利性，令我心动不已。我恳求妈妈给我买一部电脑字典，但家里的经济十分拮据。不舍得让我失望的妈妈不知从哪凑出全额款项，置入信封让我带去学校购买字典。虽然信封内的数额只能购买基础黑白款式的电脑字典，但我知道这是妈妈能力范围之内所能提供的，一份相当奢侈的礼物。

自从拥有电脑字典，我的学习动力亦随之点燃。每日写作业前，我把电脑字典摆放在左上角。我把表妹送我的小狗贴纸贴在电脑字典宝蓝色的盖子，如遇不懂的生字便轻轻掰开外壳，在仿造的电脑键盘输入生词，就能快速且有效地解决问题。小学各语文科老师嘱咐我们圈出生词，并且查阅字典意义，以此监督我们是否用心写作业，顺道抽查我们是否还记得怎么使用字典。我后来才得知，自己是班上少数在作业本做记号的学生。电脑字典显现以几秒钟的时间调出三语字义，即便我偶尔遇到艰涩的字眼，从中协助的它能提升我写作业的速度。

电脑字典培养了我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开启了我的学习兴趣。尽管如此，纸本字典并非成为无用之书。对于家里没有安装无线网络的孩子而言，电视、书本和报纸是我认识世界的管道。当电视没有播放我感兴趣的节目，阅读成为我打发时间的管道。由于报纸的内容对孩童而言较为乏味，读字典居然成了我的消遣活动。我特别喜欢翻阅彩色影印的图画字典和英汉字典，前者更是我的美术课素材。多年后，我无意间在二手书摊发现这本图画字典，没想到自己居然还可以背出图案细节，如构图、配色等等，可见它对我影响之深厚。

至于密密麻麻的大字典，它们皆化为我的部分中学回忆。念中一时，马来文老师要求我们天天带《Kamus Dewan》上课。我们因为书包沉重，和老师抗议。老师不顾我们反对，甚至以记过强行要求我们带字典，这件事情最后闹上校长室，“Kamus Dewan风波”暂时熄灭。虽然字典陪我经历学生时代的风风雨雨，但它在我心里，终究是礼物的存在。

成长岁月，除却妈妈送的电脑字典、大姑姑送的小学生英汉字典，干爹亦曾在我就读中文系期间，送我一套《康熙字典》。干爹总是说自己教育程度不高，不会读很难的华语字，所以他希望我能教他识字。起初，我因为觉得《康熙字典》过于贵重不敢收下，但对于疫情期间修读文字学的中文系学生，《康熙字典》却是重要的学习工具。

人在前进的过程，总会遗忘最初的动力。大学毕业之后，查字典成了我过去式的学习行为。所幸，在我正式入学硕士课程的空窗期，这份繁琐的兼职提醒了字典的重要性。身处网络翻译普及化的年代，大家可以打字，或者用语音辅助便能快速调出字义，字典用我学生的形容词比喻，简直是个古董。

最近拜读杨贵谊《华马文化论丛》，里头收录了他编写字典的心路历程，我从中深刻地体验字典编写者的用心。或许架上的字典没有严格意义的读者，但是它却能一字不差地串联世世代代的学子。而今，我有幸成为他人的老师，我想自己有义务，好好地当个穿线人，用字典勉励学生学习，好似当初我所经历的一样。

在我短暂的兼职经历，我不知道自己能怎么影响学生，但是那段日子，我至少在能力范围内，提点他们静下心来，尝试捡起翻阅字典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