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一时的

子健大概不知道我还是时刻想起他的，应该不知道，因为我再没能说。某日他很直接地告诉我，无关痛痒的问候简讯就别传了。少年了，肉麻的话不宜多说。于是，我积极收集聊天素材，特别留心生活中那些稍有重量的事，比如成交一单买卖，比如输掉一场球赛，尽量把它包装成一个少年可能感兴趣的模样，也许硬生生地在里头灌注些可能有用的教训，聊以补偿我长久的缺席。

“你还会回来吗？”年幼的子健怔怔地问，那是我最后一次为他盖被。昏黄灯光下我细看他白净的面容，想记住这么一刻的每一个细节。我说，当然会常回来。他还是不安心的，但无奈，无法阻止已然发生的变化，也不知原因。我关灯，待这房间再亮起来时，我就不在这个家里了。翌日的那个清晨，我在另一间房子想象他的母亲送他上学，他们之间会说些什么呢？

我依约每个周末探访子健，短促的几小时，他的母亲总会适时回避，借故到楼下抽烟。也好，毕竟已连寒暄都觉得吃力了。我以为能把彼此一周的动静浓缩在几小时的谈话里，便可维系和子健的关系，然而生活周而复始，那些琐事能重复说几次呢？况且男生本不爱说话，交谈始终取代不了在相同空间里的相处。

几小时的见面后来缩短成一小时，子健再要求把每周探访变成每月，因为他觉得已不需要频密见面，我无力地接受这无可逆转的疏离。不相见的日子，记忆褪色，我们都用各自的色彩填补它。我的是明亮的，像当年游乐场摩天轮的颜色；子健的却越来越暗，他不知怎地勾勒出我当年离家的原因，却拒绝深谈，任由怨怼沉积就成我无法跨越的大山。

如果不是子健对他爷爷奶奶尚存敬意，恐怕我连这一年一次的聚餐也没了。我和爸妈先到餐厅，餐厅和去年的一样，和前年大前年的都一样，这是我们以前还是一家人的时候惯常光顾的。从他坐儿童餐椅到拒绝再坐，要学大人坐大人的椅子；从我一匙一匙的喂食，到他坚持自己用匙叉；餐厅老板娘老爱逗他，他从腼腆地掩面，到主动帮大家点餐。那一年聚餐，老板娘问我们怎么那么久没来，子健低头，我尴尬地寒暄两句，她大概读懂了这一桌客人已和从前不一样了，以后再也没攀谈。

聚餐当天，我和爸妈早到，我们总是早到的，不想错过每一分和子健见面的时光。子健和他母亲到来时，礼貌地唤爷爷奶奶，只对我轻声说嗨。他们坐下片刻，低头看餐单。一年未见的子健母亲没什么改变，而子健长高了，脸上开始爆现青春痘，这些变化总觉得像一夜间发生的事。我期待这样的聚餐，同在一桌吃饭，是子健最靠近我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话题已近枯竭，但我至少还能问他想吃什么、好吃不好吃，这些枯燥的对话于我已是奢侈，却也必须满足。

几年前行动管制，疫情连每月见面的机会也剥夺了，我和子健的会面变成网上视讯。大多时候沟通都是单向的，我说我的近况，他嗯；我故意问问题，他用几个字敷衍。某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淡淡地问了我一句：你好吗？他多久没这么问过了 ，我高兴地又说了一堆有的没的。挂上电话以后，我痛哭良久。也就那么一次，以后他再没问。

然而我总是装得很自在，把惆怅埋得很深很深，假装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餐，仿佛只要我演得够像了，子健也会投入我预设的角色，就维持一餐饭的假象也好。这一次我还能问些其他事，子健即将升学，我问他方向。碰触到他感兴趣的事，难得他多说了些，他喜欢电影，决定往那方面发展，最近都在自学拍摄剪辑。我心里担忧了一阵，这行业出头不易，但我只能说很好啊，总不成在难得的聚会中给他的梦想浇冷水。我说我会支持，需要什么器材吗？子健的眼神似乎亮了一下，但他母亲插话礼貌地推拒，显然不希望子健和我有太多瓜葛，把我唯一能贡献的东西也阻断。我笑笑，把懊恼埋得很深很深。

饭菜总吃不完，是我多点了，这样吃饱了还能劝年轻人多吃些，不要浪费食物，又能让大家多待几分钟；加上饭后水果，这一年一聚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同离开，走入夜色，子健和他母亲走那边，我和爸妈走这边。我驻足目送母子俩上车，远远地拍了几张模糊的照片，这些年来我们已没有合照。自他出世，我为他拍过的照片和录影不下万则，生怕无情的时光磨蚀了记忆；如今我让这些存于云端的照片随时随地在手机弹出，我需要这样的戳痛，不容许自己忘记歉疚，也不许逃避。

他们始终没有回头 ，上车就走，仿佛迫不及待。我上车时爸妈已在聊其他家常，大家都甚有共识地不再提刚才的饭局。估计明年这个时候子健已出国，他终于能彻底避开这种别扭，会不会松一口气？我和他的距离将变得更远。“你还会回来吗？”我问 ，自言自语。我始终会惦记着他，尽管他不在意。明年后年大后年的这个时候，我打算再回来这家餐厅，独自一人，点一样的菜色，默默地吃一餐饭。今年和去年前年大前年一样，子健始终没叫我一声，连名字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