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城记——北京那年的非典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起我最难忘的城市，我想我最记得是非典时候的北京。现在提起，仿佛是很久远的事，在很多人的记忆中，甚至已经淡忘那惊心动魄的几个月。
2003年的北京没有沙尘暴，3月的时候春光明媚、风和日丽。跟着那一年的记忆还有伊拉克的炮火打响，在遥远的中东，每次看电视报道，我们都庆幸我们在东边无战事。在追踪着伊拉克战事的时候，非典型肺炎案列开始在广州出现，由于在南方扩散，北京离开灾区很远，好像是别人家的事，我们不相信会扩散到北京来。我们从凤凰卫视上看到家乡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如临大敌，荧幕上大家都戴上口罩，人人自危。我在北大留学生宿舍的邻居的家人三两天便来个电话，劝戒她不要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乱走。
非典让许多外国游客却步中国陆地，同样的，也让中国人不敢出国旅游。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只要不乘搭国际航班，在中国境内还是比较安全的。那时候，大家对非典的认识还很少，家乡的亲友从外面看中国，对我们身在疫区非常担心，认为我们处身死神边缘，随时会感染而亡。我们身在其中，反而不觉得危险。渐渐，从广州扩散的非典的案列日渐增加，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智，在北京的外国人看了外国的新闻报道，虽还没到暑假，宿舍里的洋哥洋姐们已经准备趁五一假期就回国去，等疫情受到控制后才回校上课。那年的紫藤花开得特别灿烂，我和我的朋友们没有回国的打算，依旧日日在户外享受难得的春光。
北大平静的气氛终于在证实一位经济系教授感染入院后炸开，当日晚上便感觉到校园里气氛凝重。我到校园超市买日用品，售货员也戴上了口罩，留学生宿舍里大家交头接耳，交换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新加坡女生更到每间相熟朋友的房间去砰砰砰敲门，问：“你们还不去申请准证回国吗？再不回国，就没有飞机可以离开北京了！”我说不回，乘搭飞机才危险呢。
在外国人聚居的地方，恐慌的气氛传染比病毒传染更快。第二天，原本有点“处乱不惊”的校园，很多行人也都戴上了口罩，银行、邮政局、商店门户敞开，到处都是消毒药水的味道。除了情侣们戴着口罩还手缠着手脸挨着脸之外，大部分人迎面相逢，也刻意距离三尺，好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病毒。接着，就听说欧美、日韩的学生都被他们的政府召回国去，一些怕死的中国学生，也不管有没停课，连请假都省了，就漏夜逃回乡下去避难。
各种传言虽然不断，北京大部分的科系还是照样上课，或改成网上教学。我们从新闻报道中也看到中国政府很努力地亡羊补牢，抗非典的措施和宣传都做得很积极，传媒大事报导教育群众如何维持卫生，抗非典的药物和口罩都也很容易买到，无形中减轻大家的恐慌。少了外地人的北京，生活节奏慢了下来，北京老太太背着双手，悠悠然漫步树荫下，偶尔抬头看了我这个行人一眼，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北京的“非典”决战之役，安排在五一长期，市民不上街，整个北京成了空城。北大大部分的科系都停止上课，一直休假到5月6日。由于不用上课，我们在宿舍里头都彻夜看新闻直播医护车将感染病人载往小汤山医院集中治疗，和所有的北京人一样，那一夜我们迟迟才入睡。第二天，你休想睡到日上三竿，因为一大早，宿舍管理员和卫生服务员一行人就会逐门去敲我们的房门，检查住户的学生证，也给每一个房间消毒，检查通风状况。大家说这是大学当局对留学生特别关照，做到天天和我们见一次面的措施，在校园的我们绝对的安全。
那时还流传“封校”、“封城”的说法，把养尊处优的韩、日学生吓得惊慌失措，有一个韩国同学飞奔过来通知我们得马上去抢购干粮。我连说几个“不可能，有什么好封的？”，她愤怒地说那是真的，为什么你不相信？仿佛我已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我只好谢谢她，答应她我也会去添购食物。虽说不相信，我还是特地到校外小区的超市去探个虚实。超市里面一如往昔，顾客不多，货品还是堆得像山一样，我放心地买了几样东西就回去。
北大西门的保安依旧站得挺直，广播器重复着：“出入校门，请出示证件。”我把红色外套的学生证掏出来，往保安面前晃了一下，像往常一样进入了校园。“封校”之说，其实不是禁止人员出入，而是严禁外面闲杂人不小心把病毒带入校园。少了外来的车辆和游人，北大才回复了校园的清静。经过几天排山倒海似的全面的宣传，大家都知道在通风人少的室外，不会受到感染，非典不那么可怕，校园内的行人也取下了口罩。
有一天，我和朋友们都在各自的房里，忙着上网看各地的新闻和回信。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快看快看，中国总理温家宝来了。我从窗口望下去，我们宿舍楼下果然出现了一群清一色黑色西装的年轻人，有秩序地分布在入口和通道。我的邻居一听温家宝来了，抄了相机就冲下楼去。我稍微犹豫慢了几步，下到二楼，就给传说中的中南海保镖很有礼貌地挡住了去路。我只好原路返回到楼上远望温家宝总理和留学生们合照。
温家宝在留学生宿舍停留了十五分钟，又到中国学生宿舍去探望学生。北大师生对他们总理的突然到访既意外，又振奋，抗非典的士气更为高昂。我的邻居成功拍到几张温家宝近距离照片，也很有成就感。她说一定要告诉在马来西亚的家人，人家温家宝都不怕，来北大也没戴口罩，我们没回国，在校园里十分安全，你们大可放心。
五一假期过去，新增感染病例明显减少，我们都很高兴疫情得到控制，北京人慢慢的慢慢的从家里走出来，上班的上班，开业的开业，人流开始密集。我们经过校医院南边新建好的“发热门疹”部，很自然地要往里边张望，驻院的女医师又隔离服又口罩又防护镜的，虽然一副武装，却在聊天，要不就是在看报纸，显得很悠闲。校医院在短时间内建起的六间隔离病房，其实也是空的时候多，没什么机会用到。
非典时期的北京，外松内紧，外静内动，这是很多外报记者所看不到的。虽然不封城，实际上城里分割成无数个小隔离区，有专人把守，只允许固定的人进出。比如我们从北大出去到最近的超市，要经过北大员工居住的小区，出入口就有两三位老太太老太爷，穿著民警的制服，戴着口罩检查来往行人的证件，据说当年抗日时期，也是这些不起眼的老太太起了很大的防卫作用。我心想，这样的严密组织，守护得连苍蝇也飞不过去，何况带病毒的人呢。
那段时间，我没外出，所有的资讯来自网络和电视，可以感觉得外国传媒的夸大报道和北京人的淡然处之的对比。同样是旅游景点，外报记者特别强调天安门广场游人寥寥无几，给外人的印象就是北京犹如死城。而内地电视记者清晨出击，行走各个公园，给观众看到的是早晨户外健身的居民很多，五一假期之后，公园到处是赏花人。北京人的活动范围缩小，却仍然要生活。大商城的生意冷清，社区里的小店、超市和药店生意兴隆，尤其是电子商品和交通工具都卖得不错。
海外传媒报导上多着重在非典疫情对中国造成的经济的损失，中国人更多的感受到非典让他们生活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常去的一家书店停业了22天，一个月2万元人民币的租金就这样白交了。重新开业的老板说，他的资金可以支持到今年年底，只要坚持这一两个月，非典过去，读者必定会加倍消费。“这场非典之战，对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比任何时候都更多”，许多北京人都这样说。
这段日子，我们日日追看非典疫情的发展，从疫情扩散到受到控制，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感觉上已过了很久。我们和所有的北京人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时段。在疫情稍缓之时，北京人还在继续防备非典，而且奇招百出，越战越勇。那时候，出现最多的是“请不要随地吐痰”的标语。在一个旅游胜地，有个随地吐痰的男人给公安和紧随着的电视台记者捉个正着，公安给那男人一张纸巾，叫他把吐出来的痰擦掉，再罚款50元人民币。电视荧幕上，清清楚楚听到那男人怪叫：“一口痰要50元？这么贵？”
那次的非典危机，唤起了许多北京人的公德心。才说要遏止北京人的吐痰恶习，立刻有商家报销十万个的小清洁袋和无数的纸巾，近百多名的义工立刻到位，同时在王府井和一些公园分发给公众，教育他们把痰吐在纸巾或清洁袋里，再投入垃圾桶的习惯。在这场抗非典的战役中，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北京人，从前线的医护人员到一般的商家百姓，都有自觉要捍卫家园的环境安全。
比较明显的是传媒担任起社会良心的角色，为前线的医护人员解除后顾之忧。医护人员家里的老人、孩子一有难题，一经传媒报导，就有很多人前去协助。有大学生自愿去为医护人员的孩子当家教，也有出租车公司组成“天使子女专用车队”，免费载送父母在前线奋战的考生。一个一个动人的小故事，都让人感受到久违了的高尚品格，重新在非典时期的北京人身上复活了。
那时候，报章经常刊登温馨的小故事。抗非典时期，有一阵子北京气温上升，医院告急。我订阅的《北京青年报》略为统计，所有收治非典病患的医院需要落地风扇1050把。几天之内，就有市民、团体和商家送来了1700多把新风扇。有对在前线的医生家里给贼偷走了电视，新闻一报导，有人立刻抱了一架29吋的新电视送上门。有医院要求社会人士捐献5000片纸尿片给医护人员，第二天就收到了6500件，让我们看了很是感动。
非典时期的故事说不完，每天都有新鲜事。北京人给人的印象一向不好，对外来人傲慢、冷淡，凡是在商场里对人爱理不理，斜眼看人只顾剔指甲的售货员，一定是北京人。许多华文教育背景的马来西亚人人初到北京，带着满腔期待，以为华人来到同文同种的地方，一定不会有语言身份的隔阂，谁知却是失望的多，受气之后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为什么北京人是这样的？
北京就是那样，令人又爱又恨。生活久了，目睹中国人在改变，自然会对他们在生活条件上的不足多了份宽容。留学生常常觉得中国学生不太讲究卫生，却不知中国大部分的人没有充足的水洗澡。北京的大学生很多来自穷困偏远的乡区，那个时候北大本地学生的生活条件还很差，他们得去公共澡堂洗澡，每个月只分得12张免费澡票，多洗就得多付，每张澡票5元，我们这些来自水源充足的国家，从来没想过洗澡原来要那么贵。
中国学生若是有能力，国家的条件若是许可，他们大概也很想像留学生那样冬天也每天在花洒下洗上半小时的热水澡。谁的生活方式比较正确？这不是三言两语便可以辩得清的。中国的民生问题和政治制度也不是三眼两眼便能看透。我总感觉到我们这些来自海外小国寡民的华人面对尚在发奋图强的中国人时，总带点不可理喻的优越和自卑，总想以自己国家的模式强加在中国身上。我最怕聚餐时，台湾同学兴致勃勃教导大陆人怎样管理国家，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非典是显微镜，暴露许多长久不受重视的民生问题。非典也让北京人觉醒，原来他们的国家有义务让他们还可以过得更好，他们也有义务为自己的家园作出贡献。非典时期，许多留学生“逃”回国去了，我却觉得我们留下来的是在见证一段难得的历史。经历非典，更让我们体会现今的中国人精神，中国不会轻易被任何困难击倒。
“非典”那一年暑假，我没有回国。当北京进入“后非典时期”，大马人对非典的认识几乎还停留在北京开始出现病患的阶段，举国还是人心惶惶，彼此互相猜忌。听说若果我家乡人知道我从北京回去，他们会十多天闭门不出，出入会绕过我的住所，免得感染上非典的病菌。
如果那时候你有重返北京，你必会对北京的人、事、物耳目一新。非典之后的第一批外国游客抵达北京时，到达和迎接的人都欢天喜地的，庆祝北京后余生。在最困难的时刻，许多外国人弃城而逃，许多国家，甚至某些县城无情地和北京划分界线，北京人都承受了下来。我在这两个多月中，感受最深刻的是北京人的傲慢明显融化，他们对留在北京的外国人认为是一种患难见真情的支持，知道我们是外国人，眼神有那一闪而过的温情。温家宝来到北大，对留学生说的其中一句话便是：“谢谢你们留了下来。”
在北京住了三年多，可以感受到部分中国人累积的财富，多得令外人无法想象。可能因为社会长久的僵化制度，中国的公益活动很少，贫富距离很大。非典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现，群众之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量让弱势群体多一些照顾。在非典时期，许多有能力的人都站出来，为那些无助的人解忧。有学者专家甚至抱着很大的期许，认为民族精神的复兴可能就在非典之后。
很快，非典过去，夏天来临。我那些归心似箭的留学生邻居就收拾行李回国。临走前还撇嘴向我示威：不是说夏天热到汗流成河的吗？这样的天气算热吗？
那年北京天气特别好，冬天有百年一见的大雪，春天没有沙尘暴，夏天却有黄梅雨时常有凉风，而且水果丰收，春天的非典疫情不过是一场适时而来的考试，中华民族也通过了艰辛的考核，那年的夏天开始，中国人不再惧怕任何传染病毒。
那年的非典之战，已经没有人提起。而我回想起我住在北京的日子，我还是会说，其中一年没有沙尘暴，刚好遇上非典，我，没有离开北京。
